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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bruary 24 人生三段论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谓人生之三境界，第一阶段为"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"，即所谓孤冷独依、无处觅知音；第二阶级为"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"即所谓心有灵犀、若有所归。第三阶段，"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头蓦见。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"即所谓大隐隐于市是也。
此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描述人生三阶段之语。第一阶段为"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"，此一阶段是人生开始之际，对待万事万物纯粹从感性的角度出发，心存理想与浪漫情怀。第二阶段则为"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"经历过童年、少年，人生转入愁苦阶段，所谓落花有意、流水无情。万事万物与人本无相关，但由于人心苦闷，所以看到一切仿佛都变了。所谓感时花溅泪、恨别鸟惊心。第三阶段即谓"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"在经历了一系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、大起大落之后，终于明白了所有的是是非非原来起于一心。若心里通透，万物均晶莹轻巧。若心里窒碍，则万物俱寂灭。在纷纷扰扰之后，终于看透世事、参透尘缘。再也没必要纠缠、再也不必要刻意。人生本空无，何必执意之。于是，放下妄念，自净其心。仿佛又回到了赤子之时，眼睛也明亮，耳朵亦慧聪。看到的山，还是山；而水，还是水。但这时的山与水，却与第一阶段不同。
我又想起丹麦哲学家齐克果（Soren Kierkegaard, 1813-55）的对人生三阶段的著名论述。他说人生的第一阶段为"美学"阶段，即所谓对世间万物充满"真"的追求。人们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，怀着善良的心，关注着每事每物。第二阶级为"伦理"阶段，即所谓对"善"的追求。人们开始对各种行为做出判断，并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至善，获得高尚的道德评价。同时，对恶亦有所察觉。然而，无论是对真，还是对善的追求，其结果是让人知道自身的有限，以及人的不足。因此，第三阶段则为"宗教"的阶段。宗教即是对至善、至美、至真的追求。它是让人能够克服不足、缺陷的解毒剂。
齐克果后来更被奉为存在主义的祖师，其所谓不无道理。我时常想，人生的第一阶段往往是"感性"至上，因为这个阶段尚处懵懂无知，待人接物自然不假思索，更难以明了事物背后之深意。而对于长辈先哲之言，往往难以理解，故不接受。甚至还会离经叛道，无所不为。而第二阶段则为"理性"。因为在经历过种种事情之后，终于明白大人的良苦用心。并初涉世，对于世途险恶，略有所知。在这个阶段，智力、脑力也开始健全完备。因此，开始用理性的能力思考、行为、判断。并开始明辨是非，知道善恶美丑。很多人往往就至于这个阶段。而最高阶段则为"悟性"阶段。所谓"悟性"，也就是体验。这就是一种境界，一种心灵的直观。非是感性的"五官"，理性的"脑力"。体验与境界是一种超越。有个故事说，老和尚与小和尚过河，看见漂亮女子无法过去。老和尚不假思索背着漂亮女子过去。并且若无其事，一切如常。小和尚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过河以后，小和尚就问老和尚，"何以能背女人过河？"老和尚答曰，"吾已经放下了，尔为何不能放下？"
人生之境界，实则需要慢慢修养得到。此正如程朱理学中所谓的"工夫"。然而，阳明心学与禅宗，却主张顿悟。仿佛只要此时明白，自然会见于行为。此种说法有点类似于苏格拉底的"知识就是美德"的德性伦理。然而，我往往怀疑这种说法。知识与行为之间，总是差了一步。从"是"能推出"应该"吗？
然而，有人说，如果不能从"是"推出"应该"，那是因为没有真正达到"是"。换言之，如果真正知道"是"，就会在行动中体现出来。譬如说，如果人真正明白救人的道理，就自然去救人。我很不同意。更不同意孟子所谓的"怜悯之心，人皆有之。"这种善意的人性论，往往夸大了人在善恶行为上的主动性。所以只要保存人性中的善的一面，所谓"善养浩然之气"，就可以行善。实际上，是这样吗？
后来，天主教传教士来了。更不同意这种看法。儒家所谓的"率性之谓道"，即将人性善当作所有伦理行为的基础。因此，儒家的修养论是主张保存与涵养。而实际上，这种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，对于现实中的种种恶行来说显得苍白无力。传教士即主张"克性之谓道"，即要克除人性中的恶的一面，才有可能实现善的良知良能。
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（Paul Tillich，1886-1965)在其著作《存在的勇气》中，亦提到了一个著名的"三段论"。其谓上古人对"本体"的存在充满忧虑，中世纪的人对"道德"上的存在充满焦虑，而现代人则对"精神"存在充满忧虑。所以古代人尤其是古代的哲学家很关注世界的来源，万事万物的构成。诸如水元素说、火元素说，以及四元素论等等。所以中世纪的人特别关注罪与恶。诸如各种道德说教、宗教教化等盛行。而现代人则对精神的空虚、无意义，甚为关注。
中西方对人生"三段论"的讨论，实际上有某种相似性。然而，康德认为人生的两大重要的事情是"头顶上的星空"和"内心的道理律令"。此即仿佛宋明理学中的"天理"与"人极"。而康德注重宗教的"他律"，儒家则过分乐观人的"自律"。
在我看来，"他律"往往是一种"习惯"的力量。还需要转换成"自律"来施行。只不过，在"他律"的控制下，人往往失去了自我。但过于依赖自律，往往会对恶束手无力。所以，道德与宗教的力量需要结合在一起，方可大行其道。
而从某种角度看，宗教实际上就是道德，而道德就是宗教。中世纪及以后的基督教，慢慢就变成了道德力量。直到现在，基督教在西方人的道德中的影响极大。而儒家本来只是一种道德说教，但从董仲舒以后，慢慢就有了宗教的行为（尤其是仪式）。儒家士大夫很明白，仅仅依靠说教还是不够的，于是通过各种宗教活动，如祭祖、敬天、祭孔等等，来强化道德内容。只不过在打到孔家店之后，儒家的影响不断式微。儒家没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样，或如道教、佛教那样，成为一种宗教保留下来；但儒家的某些道德内容，却依然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液中。 February 16 花女莫说豆蔻年华如丝 缠绕在镜子中的喟叹自怜 莫说有人懂得在这个大千世界里 芳草萋萋与明月夜短松冈 十娘的宝箱 是否能够拂动门楣上的风铃 千里长江是否厌倦了神女颦眉 桥下春波是否还会有娇影惊空？
是否会有白衣小生叩门而入？ 悱恻故事是否还会继续？ 就这样吧 花已经败了，花已经开了 明天是否在今天之后 今天是否永远不会停止
美人蕉轻摇着腰肢 月季涂抹了腮红 百合略施胭脂 正远远等待那刻骨铭心的一刻 瑶琴也臌胀着弦子
在风掀帘的时候， 轻轻的说一声： "画眉深浅入时无？" February 15 市、县委书记和明清知府、县权力之比较zz（这篇文章于前年发表于香港某刊物上，今日找出来再看，不胜唏嘘）
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曾总结县委书记腐败现象，原担任过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某，在副省长的任上折戟沉沙，他治下的各县县委书记接连出事，故有媒体如此总结。今日已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在市委书记这级官员身上同样适用。近期先后有市委书记出事，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被逮捕后，他经营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许多陈案，一位三年前跳楼自杀的少女高莺莺，尸体被武警和公安抢夺，强行火化，不能不让人产生诸多联想。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，一位酷爱文学创作的官员，正在一个全国级的散文会议上慷慨陈词时，被有关部门带走，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随之曝光。
本来，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只有级别之差，他们权力运行方式是相同的，因此"县委书记现象"也罢，"市委书记现象"也罢，本质上是一回事，都源于他们自己的辖区内几乎掌握了绝对的权力。
古代有一句民谚："破家的县令，灭门的府尹"，说明县令、知府这些"百里侯"权力之大，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，但和今日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相比，知县和知府只是小巫见大巫，他们掌握的资源、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。
一、名实不符带来的混乱
安徽前几年和最近发生的两件有意思的趣事，颇具象征意义。
几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（县级市）的书记举行阅兵式，将全县穿制服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，供他检阅，此错误法无明文惩治，最后他因贪渎被判刑。前不久寿县县委书记离任，当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墙前打出横幅："欢送英明领导李某某离开寿县。"很显然，亳州市委书记想体验的不过只是一场"回避"、"肃静"开道的 为官威风，寿县的官吏也无非在恢复送"万民伞"的传统。但他们的作为却为什么那样扎眼呢？直给人"僭越"、"逾制"的感觉？除了我们对这类人的政治智慧表 示怀疑外，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，是今天我们这些执掌一方的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，他们的名实发生混乱，因此他们的行为很难有一种刚性的标准来界定，一切存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中。
比如，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，以礼法治国，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，有明文规定，祭天、阅兵是天子的专利，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，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。如果犯了规矩，那是大罪，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。
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上的定义是"人民当家作主"，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"人民的公仆"，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远迈前辈的权力。如此以公仆之名掩 饰父母官之实，必然会带来名实的混乱。县委书记阅兵，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，但可以解释为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"欢送英明领导"本来就是"万民伞"的变种，照样可以解释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。
通俗地说，古代的知府、知县所穿的官服，所 乘的轿子，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，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但这一切对宣称代表先进的执政党来说，在表面上、口头上必须作为"封建落后"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 和摈弃，而在实质上、操作层面上，这类规矩又改头换面顽强地生存下来，比如官员的安保规格、用车标准、副部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等规定。对种种"僭 越"、"逾制"的行为不能堂而皇之、援引法规进行惩处，因此地方官员各方面"超规格"屡见不鲜，而乡镇政府也敢照着天安门城楼盖办公楼，县、市也能盖一个 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广场。
这些冲突根本原因是执政者的言行矛盾、表里不一、名实不符。所有的官员，如何把握这些官场艺术而不自取其祸，完 全靠政治智慧和为官经验，而没有类似大诰的东西可以参照，相反，党章规定每个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。从这个"逾制"的现象就可以一斑窥豹，如今的政治场上 运行，潜规则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大，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鸿沟也远甚前代。
二、官员选拔之对比
汉代的小吏的升迁路径是很宽的，他们可以做到两千石大员，自唐代有了科举制以后，对县级以上的官员，资格有了严格的规定。这样有利有弊，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，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，由于科场失意，只能沉沦于底层，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、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。但科举制延续千年，对政权稳定利大于弊，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手中，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，随意进入官场。以明清为例，出任知县的大多是新科进士，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员，大多从知县级别的官升迁上去的。很少一部分声望很高而幸运的生员和举人，可以通过"拔贡"、"大挑"的方式进入仕途，担任县令这样的中低级官员，但程序异常严格。因此，除了现代宪政制度下的选举，科举应当是程序相当公正的官员选拔形式-----而民选为主的宪政制度下，也是选票和考试相结合，地方主要首长是选举，大多事务官是通过考试的"科举"产生。科举之路是很艰难的，举人以上（包括举人）的功名一律通过考试，很难恩荫。它的好处是通过考试手段打破个人、家族对权力垄断，除了皇帝以外，其他的职位都是开放的。"父子五进士、祖孙三尚书"之类的家族毕竟是异数。海外史学家何炳棣通过研究 得出结论，明清社会阶层构造具备相当的流动性，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一半，明清550年间，三品以上能享有"荫"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百分之六。因此我们看《红楼梦》中因军功起家的贾家，高层权力斗争固然加速其败落，但几代子孙，少有人通过科举仕进，那么这样在政治地位上吃老 本的大家族也必将慢性衰亡。
反观我们今天，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这类在政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职位，其标准说起来要求非常之高，政治素质、业务水平、个人品德都得出众，但这些标准是虚的，可操作性不强，唯一的刚性标准：他必须是执政党的一名党员。因为根据宪法那张纸上的定义，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，而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。所以担任地方党委要职的人，理论上讲不需要什么资格，谁都可以当。一旦没有严格的准入资格之限制，谁能担任那个职务，则名堂就更多了。如果是真正的选举政治，州长、县长亦没有更多的资格限制，只需常居当地的成年人，选票来决定一切。但一旦不凭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，而选民的选票又不起作用，那么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职的"备选人员"基数大，门槛低，那么出身世家、父母当过大官的子弟，或者手中有钱的人，取得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，比明清时代的官宦子弟、富商子弟容易多了。过去的捐官，多是候补资格，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。如今没有 "正途"、"别途"之分，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。近些年来，对官员的学历，组织部门有所要求，但我们知道，今日取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和古代科举是不能相比的，尤其各种党校的文凭也管用，即使此条途径被堵死，在官学一家的今日，官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是难事。
有人会问：现在公务员考试不是也很严格么？但公务员考试选拔的是科级以下的官吏，付处以上的不必通过统一考试，可以直接任命。试问，今日各在任的县、市委书记，几人是通过统一的公务员考试进入仕途？公务员考试反而给我的感觉是：做小吏资格要求很严，做县处级以上的官员，则不需要很严的资格考试。
如此既不民选，又不考选的选官方式， 类似魏晋时期的"察举"，靠大官推荐，出现了"举孝廉，父别居；举秀才，不知书"的可笑局面。这样各地就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权力家族，比如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，执掌该市十余年，影响无处不在，退休后还威风凛凛，他的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儿子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。
三、授权方式之对比
授权方式和官员选拔方式是一对孪生体，授权方式深深地影响着选官方式。
中国帝制结束之前，有两种授权方式，这两种授权方式的权力来源是一样的："受命于天"，"君权神授。"
在秦统一六国之前，是真正的"封建"，"封建"时期是分级授权方式。
周朝分封了许多诸侯，授权给他们，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，又授权给各大夫。授权以后，诸侯只要尽到一定的义务，如岁贡、出兵勤王。（所以楚子贡包毛不入，其他诸侯就有理由讨伐他，幽王烽火可以戏弄诸侯。）天子只维持诸侯之间的公共秩序，不要自行攻伐，而中央政府几乎不管内政，因此在自己的封地里，诸侯和大夫俨然一个小国王，他们自行征税，自行聘请官吏。许倬云在《从历史看组织》形容西周这种"分封众建"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分公司关系。但这种分级授权形式时间 一长，就有一个弊端，会产生弱干强枝的政权结构，分公司实力大了，不把总公司放在眼里。周室衰微，诸侯争霸。
秦以后，行郡县制，影响至今，所 以老毛说"千年犹行秦政制"。许倬云说："秦朝设郡县，等于不设分公司，而是成立办事处及其代理人，直接向中央负责，地方官的成绩，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报 告。"这种授权是直接授权，权力只有一个来源-----皇帝。知县、知府、巡抚、总督，他们官职有高低，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，都是朝廷命官，都是皇帝授权。知县听命于知府，只是权力运行的程序而已，目的都是为了替皇帝，替朝廷办差，知县的权力并不是知府给的。因此，明清政府最低一层的首长----知县都是朝廷任命并考核的，清朝皇帝接见新任县令，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谕示：你只对朕负责，你的官印是朕给的。因此，当时下级虽然也得奉迎上级，毕竟天下之大，朝廷对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，得罪上司会十分麻烦，但毕竟自己的乌纱帽不是顶头上司直接给的，顶头上司只有参劾、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，知县对知府、知府对巡抚的人身依赖关系并不十分强烈。
如今的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权力从何而来？如何授权？是分级授权还是直接授权？是，也不是。因为整个政权的权力来源既非受命于天，也非来源于宪政体制下的选票，而是靠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，属于人民这类政治口号式的自说自话。因此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的权力来源、授权方式也是非驴非马的混合形式。
按照宪法，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权力是通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，由公民授予的，但各级人代会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那么实质上就是，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，最高权力是由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掌握。-----中国现实的政治，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。
那么，党委的一把手，也就是说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，谁给他授权？从理论上说，根据党章，他是由该县、该市党代会选举产生的，由该行政辖区全体党员授权给他，这看上去近似于一种民选形式，来源于选票。但实际操作中，都是上级组织部门考察，上级党委开会，上级党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，可以说，真正的权力是上级党委，说白了就是上级党委的一把手授予的。这样的授权方式又是比较尴尬的，因为他用以下向上授权之名（党代会选举），行以上向下授权之实（上级的党委任命）。按照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，那么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在责任上同样和权力来源那样名实不符，名义上向选举自己的全体党员乃至辖区全体公民负责，实质上只要对给自己乌纱帽的某几个人或某一个人负责。
民主集中制，在学理上就有某种难以解释的矛盾，权力既然集中了，又何以体现民主？"与中央保持 一致"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口号式要求，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兑现。因为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，功子之盾，既然你说权力来自人民，那么以本地的民意为名和上级特别是中央讨价还价又如何呢？你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像帝制时代的朝廷那样对所有的命官说：你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，干得不好，皇帝就可以收回你们的权力。
这种实质上的分级授权，其效能还不如郡县制的直接授权。因为中央只管省一级干部，省管地市一级干部，地市管县一级干部，县管乡镇。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只要将能直接影响他职位的某个人伺候好，就行了。其他更高级别的管理层，对他鞭长莫及。而今我国行政级别（此行政是广义的行政，因为各地党委书记才是真正广义上的行政首长）又是中国历史上层级最多的，有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乡镇五级，行政效能在中间环节稀释、变形更加容易发生。
四、权力大小与监督机制之对比
分析了市、县委书记和知府、知县的授权方式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今日之市、县委书记的权力远远大于古代的知府、知县。
地方首长手中的权力我以为首推人事权。在上文已经分析过了，明清时期知府、知县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抚、总督，其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。他们辖区的知县，包括自己周围入品的僚属，如同知、通判或县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，他可以参劾、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。而今的市、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，如市委书记对市委市政府各局、办，各县区正副职，县委书记对乡镇及县各局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，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，包括各常委、政府的正副职、法院检察院院长，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，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。再加上现在的官员职数，四套班子加起来，可能数十倍于明清时期，明清一个县正八品以上的官员有几个，今天一个县付处级官员又有多少？
分析至此，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买官、卖官之风如此之盛。古代包括明清两朝也有卖官鬻爵之事，但卖官之权，全国都集中于吏部。而今每个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如果想卖官，都能做到，而且官员的职数远远多于古代。卖官既然操作起来更方便，可卖的总量更大，那为什么不卖呢？而且卖的是别人"寄存"在自己那里的东西，得到的利益却属于个人，多合算的买卖。
除了人事权，今天的市、县委书记对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也远胜于古代知府、知县。
我们知道，中国古代长期是个农业社会，知府、知县守牧一方，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，治民之术，我国传统上是儒法、黄老兼用。《明史。职官志》载："知府掌一府之政，宣风化，平狱讼，均赋役，以教养百姓。""知县掌一县之政。凡赋役，岁会实征，十年造黄册，以丁产为差。赋有金谷、布帛及诸货物之赋，役有力役、雇役、借请不时之役，皆视天时休咎，地利丰耗，人力贫富，调剂而均节之。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免之。凡养老、祀神、贡士、读法、表善良、 恤穷乏、稽保甲、严缉捕、听狱讼。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。"
可见知府多是宏观调控，知县作为亲民之官，管理的事务很实，但有限。无非是赋税征收、劳役差派、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。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，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，知府、知县只要保境安民，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，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、生活，没必要太多过问。
现在的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在其辖区，可谓是"上管天，下管地，中间还要管空气。"除了当地的驻军他管不了，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，不想管的？人事大权、行政事务、司法活动，乃至人代会这样名义上的民意机构，都归他的领导。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，国有企业的投资、运行，民营企业的存活、重大公共项目建设，都可以直接插手。从落马的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的案件分析，这些人除了卖官牟利，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设项目，官商勾结大谋私利。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，市、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古代知府、知县可比，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。
讲到权力，自然不能不说监督和问责机制。从秦朝设御史大夫开始，两千年帝制时代，除了皇权之 外，其他的权力都有明确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-------至于监督的效果，因时代而有差异。明清两代，对地方官的监督机制是比较完备的，明朝多太监弄权，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，游离于帝国文官监督体系之外，明朝监督分两个序列，中央六部是给事中，地方各省为御史道，合称"科道"，清承明制。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，由都察院管理，查纠各地方官。其级别并不高，正七品，和知县一样，但威权重，一旦外出则是代天子巡察各地，称巡按（明朝御史外出巡查，加总督、巡抚、经略、总理、巡视等名衔，清代总督、巡抚已成为地方实职。）《明史。职官志》言："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，所按藩服大臣、府州县官诸考察，举劾尤专，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。按临所至，必先审录罪囚，吊刷案卷，有故出入者理辨之。"传统戏曲里面，那些新科进士，最牛气的是点了"八府巡按"，到各地后，地方府、县官见到他们十分恭敬。所以《玉堂春》的王公子，才可能巡按山西时，救下了和自己有个N夜情的美眉苏三。
当然，这种监察权仅仅是皇权的派生，如果皇帝昏庸，他们照样不能很好地行使监察权，明熹宗魏忠贤当权时，被残害的杨涟、左光斗等官员大多是监察官。但帝制时代有一个好处，这江山的"产权"明晰，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人，即皇帝，江山是自家的，不是特别昏庸的皇帝，谁也不会由得地方官胡折腾。尽管我们教科书上说明清两代政治黑暗，但仅仅是晚期，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知府、知县一级的官吏还是有着较严密的监督体系，地方政治不至于一败涂地，否则两个朝代的寿命加起 来也不会有近600年。
由于明清两代的监察权在中央，一个七品的御史照样敢查纠地方大员。今天比起明清两代，似乎监督、问责机制更加健全，有党委纪检部门、政府监察部门、司法的检察部门，还有所谓代表民意的人大监督。看起来四管齐下，但既不能真正启动民意程序对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进行弹劾、罢免，全国如此之大，中央又不能直接监督他们，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同级和上一级的监督。同级监督几乎不可能，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，纪委书记、检察院长、监察局长又是自己的下属，谁敢监督他？那么上一级监督部门呢？最能对贪渎市、县委书记发生监督效能的也确实只能是上级监督部门，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样，市、县委书记是分级授权，对他职位发生关键影响的是上一级的党委一把手，两人中间并没有设置隔离墙，下级党委一把手一般说来是上级一把手信得过的，除非他在上级的党委一把手心中失宠，或者上级一把手换人，或者由于说不明道不白的权力斗争，或者因为有上级一把手也替他挡不住的外力-----比如更高级别的专案组介入， 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才可能出事。十年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很精辟，大意是官做到地厅级，几乎就没法监督了。
现在的体制下，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，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，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，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。
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，全国的知县、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，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，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，而且流官的调任、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。而我们今天的市、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，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，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，因为是分级授权，官位由上一级任命，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，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，无非是在邻市、邻县做官。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，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，湖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，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、只手遮天么？
今天我们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，但具体分析对地市、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，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好吗？
结语：体制不改，必然会产生市、县委书记"土司化"
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，能在宪政体制下，由选票来选拔市、县一级的行政首长，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，他们即使贪渎，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。要么我们退一步，回到明清时代那种，府、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、考核、调任，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。问题是我们既不敢往前进，又不能往后退，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。市、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，贪渎的风险就很小，这样下去，一些市、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"土司"。制度不改革，仅仅靠"权为民所用"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。而毛时代，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，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，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"土司化"，但社会成本太高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"土司化"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。因为土司是世袭的，为子孙后代计，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，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。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、县委书记，在监督失灵时，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 都当成公共牧地，只求眼前收割，哪管日后荒芜。
那么出路在哪里？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，都不难知晓答案，在此我就没必要赘述了。
2006年7月20日于北京平乐园 和尚之间的争讼别以为只有世俗人才会有争讼，那些看破红尘、身居方外的高僧大德有时亦不能免俗。近世佛教多有此事。近览陈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清初僧诤记》等，知天童密云圆悟、汉山法藏、木陈忞、继起弘储、费隐通容、牧云通门等之间的争讼，实则令人侧目。
费隐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。但因木陈忞撰《天童塔铭》对其极不信任。而木陈忞对汉月法藏之弟子继起弘储十分痛恨。木陈忞还邀请钱谦益为《天童塔铭》作序，而钱谦益明言汉月之禅，为"世间三妖"（其中还有"西人之教"，即天主教）。其目的昭然若揭也。
实际上，费隐、木陈、汉月均是天童弟子，临济宗之重要传人。正因清初江浙佛教之盛，为争夺势力、名声，僧人之间派别森然。因继起将海盐金粟寺"密云弥布"之牌匾撤下，而换上自书之"亲闻室"，木陈忞大为恼火。牧云亦著《牧云五论》攻击继起。继起著《淑泉集》，木陈即著《新蒲绿》。
木陈曾于《百城集》杜撰一故事讥讽具德弘礼。看来，木陈对汉山一系多有不满。
然而，木陈在未入京晋见顺治之前，曾有黍离之思。其与忠义士大夫等，《荐严》有疏，《春葵》有风，不胜原庙之悲，极写煤山之痛。然而，一旦入新朝，则完全改变。木陈还将其入京经过，写成《北游集》以夸耀恩遇。甚且在天童寺建奎焕阁、平阳寺建奎焕楼。甬上董道权作诗讽刺，"文字传灯记北游，锄山拟筑御书楼，从今不哭新蒲绿，一人煤山花鸟愁。"木陈的弟子甚至因此拿刀追杀董道权。
木陈还撰《从周录序》将明比作商，而清作周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。实际上，佛教为了自身利益常常依附统治阶层。所谓"法无国不立。"但为了依附统治者，而背弃道义往往会得到相反的效果。玉琳通秀为最早受顺治帝召见的僧人之一，但其后嗣不足。雍正竟指派他人填入。后来，竟有僧人冒充"奉旨进京"。乾隆帝大为恼火，将其辈分贬了一级。清初僧团派别之争，使得雍正帝参与其中，可见其盛也。
陈垣在检索这段历史时，正值日寇入侵平津，当时不少汉奸渡海朝拜、得意洋洋。正如陈寅恪在序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时所谓，陈垣此著大有深意。
然而，陈垣后来亦参与政治，某些方面仍然令人惋惜。
可见，人人均是俗物，为了利益，罔顾道义，僧人、吾人亦难免矣。
February 13 子鼠又一个轮回 听说你的祖先来自遥远的东方 天生烝民 从诗经中的硕鼠 子鼠，子鼠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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