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来将近一个月了。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趁古籍特藏室还未开门的时候，聊记于此，以留存照。

所谓一些事情，不过是两次吵架而已。现在才发现自己的脾气也是很大的，只不过有时没有发作而已。

第一次是因为在图书馆所遇到的不公平待遇，然后在北大未名BBS上发了一个帖子，稍微抨击了一下。这下可好，众多不同的ID围攻我一人。什么说我是大一的小屁孩，说我既然觉得香港好那就别回来了，说我觉得图书馆书少就自己买得了，如此等等。我也忍不住反击一番。

后来，这个帖子成为当日的十大。但我觉得一点都不舒服。北大的学生难道连这一点的批评也不能接受吗？北大还是北大吗？

管理员还封我的权限，禁止我发言。真可笑可叹！

迄今为止，我在北大BBS上有两个帖子“荣登”十大。

除了上面的一个之外，还有一次也是与我的“骂”有关。那是在我大三的时候。六七月期间，毕业生在深夜闹得我睡不着觉。然后我在BBS上就发了一个帖子，抨击了一下。其结果也是引来一群人的围攻。

想想也真是难过。

第二次是在北京动物园旁边的金开德利服装市场。当时是在四楼。我们和一个女摊主吵了起来。原因很简单，她以为我们和她讨价还价之后就得必须购买，然而我不想买了。谁知她还不依不饶。当然我就报之以颜色。结果她摊位的三个人一起来帮架。最后旁边有人劝架。我想也搞不过他们，也就乘势离开。

走在路上，想打12315投诉一下，结果打了几个，都是说忙，让稍后再打。最后就不了了之。

实际上，上面的两个事件虽然很小，却反应出在我们社会里所存在的大问题。

首先，就图书馆来说，不仅仅是北大图书馆，后来我在LQQM上看到有人说山东大学图书馆也有类似情况，不仅仅是图书馆，其他事业单位、 部门机关等都存在这个问题。

他们拿了国家发的工资，然而却不干活，还极力刁难我们这些老百姓。我现在每天在古籍室看书。这个古籍室应该是个很小的部门，却有10个左右的工作人员，还得称呼他们为老师。我注意了一下，他们几个人上班了之后，要么在那里玩电脑，要么就在那里聊天。工作的事情也就是帮人拿一下书，或者接接电话。

我在想，他们的工资一个月应该也有2000多，还有各种福利。然而，他们都做了什么呢？应该拿这么多的工资和福利吗？那些从农村来的打工者，每个月辛辛苦苦的工作，拿到的东西少得多，可干得活却有天壤之别。

中午去吃饭的时候，一想起这些情况，心里就酸酸的。

很多人考公务员、找事业单位、去国企等等，并非是为了发挥自己的能力，然后获得好的回报。而是为了去占一个好位子，然后就可以拿想要的东西。

这一点都不公平。

更何况，这些人拿了纳税人交的钱，反而一点都觉得内疚。相反，还处处刁难纳税人。

我带电脑进古籍室，只不过把装电脑的内包，和装电源线的方便袋也带进去。结果人家说不行。

他们说，这是制度，这是规定。我想，下次我连衣服也不穿了。你们那么多人难道还不能看着我会不会偷书吗？而且，现在都太空漫步了，图书馆装个设备防止偷书都不行吗？香港图书馆都可以带书包进去，书店都让带书包进去，可北大的图书馆还是这样：尽量让你不方便，让你不舒服，最好你就别来看书，他们都闲着，那就最好。

北大图书馆的藏书还号称是亚洲最多，然而很多书都没有。而且，奇怪的是，很多不是古籍的书，都放在闭架。而闭架借书效率极低，每天只开7小时，周末不开。那些给你借书的“老师”，聊着天，慢悠悠，爱理不理。真是没办法。

北大的沦落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国庆来北大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他们纷纷在西校门前面留影，仿佛以此为傲。然而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实际上是传教士所办的大学燕京大学所在地。被当做北大的象征的西校门也是外国人设计的。因为他想改变中国人的传统，把正门朝向西方，而不是东方或南方。

后来北京大学占领了燕京大学，传教士被赶回老家。然后系科调整。

现在的北大早已不是沙滩红楼的北大。呜呼哀哉。

其次，最近三鹿的问题虽然说是企业造假事关诚信的问题。实际上，不仅仅只是乳制品行业，所有行业都在造假、都在欺骗。

我有不少朋友在公司里做销售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赚钱。而置于通过什么方式、什么途径则不管。

拿回扣是普遍的。如果销售人员不告诉他们有回扣，一般很难获得订单。

维修行业的，以次充好，甚至把本来好的东西弄坏，这也是非常普遍的。

食品行业，更不用说了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道德败坏、人心堕落、腐败不堪的社会。究其根本原因来说，就是极权统治所造成的结果。

2000多年以来，人们都生活在这种环境下，人性早已扭曲变形，社会早已堕落腐朽。

我们知道，影响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往往是道德、伦理。而世俗道德伦理往往在社会变迁中失去其效力。但是从传统或者从宗教而来的道德伦理，或许还能够成为约束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。

我们可以扪心自问：当我们试图行恶时，我们会不会因为道德教导诸如要有集体主义、要大公无私等等，而有所收敛呢？不是。可能是内心深处感到畏惧，或良心有所不安。

这种畏惧或不安往往是来自我们所承继的传统或宗教观念，诸如报应、天罚等等。

但是，经过五四、文革之后，我们的传统和宗教都统统没有了。约束人性恶的力量也没有了。单靠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、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，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了吗？

马克思在以前早就说过，商人在利益面前无所不用其极。而我们中国人向来是无所畏惧的。在彻底打倒传统、抛弃宗教之后，单纯依靠法律、依靠道德说教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
然而，现在恢复传统尤其是儒家或儒教，还行不行呢？

昨天晚上杜维明在北大做了关于儒家宗教性的演讲。他的意思很明显，仿佛要通过儒家或儒教，我们可以解决目前所面对的问题。当然，他所代表的儒家是新儒家，承载有西方自由、民主等内容。

但是，我们不要忘了，如今道德实践的主体是官员、商人等处于中上阶层的人，他们是利益既得者，他们是统治阶级，大部分还是党员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儒家或儒教能管用吗？

如果只用儒家或儒教来约束我们这些老百姓，其结果是一方面是为统治者为虎作伥，另一方面仍然改变不了社会堕落的局面。因为下层百姓一方面要向上流动，结果也不得不一起沦落；另一方面，下层百姓为了生活，还顾什么诚信等道德？

因此，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制度。

中国人的人性中的丑恶因为政治制度更加放肆、更加猖狂。

建立一个自由、民主、三权分立、以人为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。很多东西可以用西方的，为什么政治制度就不可以？当然，西方的不一定就好，但至少要比现在的好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在西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、更新。

中央台前不久放《愚公移山》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可谓寓意很深。如果把某种制度当做太行、王屋两座大山的话。愚公说他一生可能挖不掉这两座大山，但是他的后辈总有一天会实现他的梦想。

因此，当一个人有这个梦想的时候，他的所作所为不再只是为了一己私欲，而是为了某一天，有些人会因为他的梦想而幸福、快乐。